電影「盧安達飯店」所透露出的訊息很深沉。
1994年春天，盧安達境內胡圖族人以消滅圖西族人為由，展開了大屠殺。是憎恨，讓這兩個外表看似一模一樣、且生活在同一個國家的兩個族群的人們彼此仇視；有刀槍與力量大的，以優勢開始了屠殺與種族滅絕，於是男人被消滅了，婦女也被消滅了，孩童也不能倖免於難。
盧安達事件永遠會刻印在全世界歷史中，對應的是西方世界的冷漠；聯合國部隊在盧安達能著力有限，他們選擇不涉入內政，宣稱自己是和平維持者而非和平製造者。而西方軍隊抵達盧安達，然後又離開，只帶走了白色面孔，留下無表情的盧安達人。更令人驚恐的是，西方國家的坐視不管的原因是，盧安達對選票沒有助益；聯合國部隊上校也很坦言地對說Paul Rusesabagina說，我們當你們是屎，因為你們是黑人，更糟糕的是，你們連黑鬼(Negro)都不是。然後就是100天內80萬到100萬人的無止盡屠殺，滿路成堆的屍體。
歷史不可能改變了，但人們可以省思。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曾經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盧安達大屠殺10周年紀念會」發表談話，提到如果國際社會在當時及時派部隊前往盧安達制止種族衝突，盧安達大屠殺事件應該可以避免，這是各國永遠都不應忘記的教訓。
我想到了 Peter Singer 在「我們只有一個世界」書中提到的全球化的道德論點。他說，1971年，當數百萬的孟加拉人瀕臨飢餓，巴基斯坦軍政府解放當時的東巴基斯坦時屠殺了300多萬人，大批難民湧向印度時，我們有義務去幫助這些在遙遠國度的陌生人。Singer用了一個簡而易懂的比喻，他說，倘若我為了趕往一個重要的演講場合，而無法下車拯救一個在路途中看到的一名不慎掉落水池且有溺斃可能的兒童，只因為這樣可能使我的西裝弄髒且趕不上演講場合，那麼無論我如何乾淨且準時地開始我的演講，我都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對於絕大多數居住在已開發國家的人們而言，若我們知悉人們處於飢餓或屠殺恐懼中，且又有合理且有效率的組織可以將我們的少許捐款轉為拯救這些生命的食物與基本藥品的組織存在時，而我們仍將所得花用在享樂與奢侈品這些事情上，那麼我們和對掉入水池的兒童視若無睹的人，有何無異?
Singer提出的數據也令人驚恐，在 1971年的當時，來自於富裕國家的捐助總額不到維持難民生命所需金錢的六分之一；英國的捐款只佔了其用於建造協和號超音速客機時所耗費不可回收成本的十三分之一。
我也相信，無論是鄰近的家人、親屬、朋友、鄰居、同胞，甚或是遠方國家的陌生人，就道德而言，並無差別。這樣的道德觀固然有點超乎人之常情，也不容易達到，但仍可透過啟發與教育方式傳達給我們的孩子。孩子們應該被教導，某些人們是處於極度貧乏或無助的狀態，並使其了解我們均擁有幫助這些人的可能性，例如減少無謂的花費。如 Singer 所建議，我們的孩童應該學習如何批判地思考，我們所邁向的高水準生活方式可能為環境所造成的成本與影響；而對於自身較親近的人的偏愛所發生的行為，也不必要是對需要的人伸出援手的阻力。
但願盧安達事件永遠不會再發生。
延伸閱讀與參考資料
- 假的種族身份與真的屠殺——盧安達大屠殺十周年祭
- 彼得．辛格，我們只有一個世界
